(聲明:刊用《中國新聞周刊》稿件務經書面授權)
  一個人的“假政府”
  一起簡單的養豬場土地糾紛,最後竟引發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。其反映出的基層維權困境,令人深思
  本刊記者/王臣(發自河南鄧州)
  只要到過河南省鄧州市蔣莊村的人,就會打消對這裡竟然會出現一個“山寨人民政府”的疑惑。儘管這個假政府是由一個僅小學畢業的農村家庭主婦成立的。
  它不只像模像樣地生存了一年多時間,還對外發佈紅頭文件,並且公開面向社會招聘公務員。
  “海新是我們的領頭人。”5月初的一個中午,大雨如註,蔣莊村七八個婦女圍坐在一起,還有些無法接受張海新已被刑拘這件事。後者即假鄧州市人民政府的發起人。
  這裡距離鄧州市20公里,全村幾千人口,多半外出打工,承擔絕大部分村中勞動的,都是留守婦女,伺養牲畜、照顧老小、種地……她們多沒上過幾年學,最遠也只去過鄧州市,遇事沒什麼主意,許多道理心裡明白,但要說出來,只會翻來覆去重覆同樣的話。
  能言善辯的張海新很難不脫穎而出。
  5年前,因為一起微小的土地維權事件,張海新一步步成為蔣莊村的維權領袖,因此,當她拿著一個金燦燦的公章通知大家“這是上面給我們的”,村民們對她“集體擁護”,並把她看成“大英雄”。
  誰也沒想到,張海新最終會因涉嫌偽造國家機關公文罪被拘捕。
  從“張拍子”到“維權代表”
  矮矮的,胖胖的,黑黑的,“一看就是農民”。村民們只能大致描述出46歲的張海新的樣子。但他們對她說話的樣子印象深刻:大嗓門、洪亮、令人振奮,夾雜著些髒字兒,相當“潑辣”“不好惹”。
  和村裡大多數婦女一樣,張海新的丈夫多年前就外出打工了,在深圳賣海鮮,一年回來兩次。她帶著三個兒女在家種地、養雞。不過地不好種,雞也沒養活,張海新後來便在村路邊開飯館,賣些胡辣湯、燴面、窩子面等當地小吃。
  村裡人都說她做飯好吃,人也熱情。她常把自家果樹結的果子分給鄰居吃,還喜歡聊天,常常因為聊天忘了回家做飯。村裡人因此都叫她“張拍子”——當地話,“拍話”即聊天的意思。更多村民喜歡張海新,是覺得她“敢頂撞權貴”“敢反抗”。
  當時,鄉裡村裡幹部常到張海新的飯館吃飯,不付錢常“打白條”,幾年下來欠了五六千塊錢的飯錢。張海新去討債,討不來,又去村裡告狀,時任村支書吳振德回覆:她有仨孩子,沒交超生罰款,欠的飯錢就算抵消計生罰款。
  自此,張海新和村委會結下梁子,村裡修路路過她家門口,她攔著工人不許動工,要求“先還飯錢再修路”。村民們也不覺得“張拍子”的個人行為阻礙了村子的發展,反而認為這是“有勇氣有正氣”。
  直到2007年,張海新的二女兒吳甜去鄧州市區上學,張海新關了飯館,搬家到了鄧州市裡陪女兒,才算告一段落。
  再和蔣莊村扯上關係,已是三年後。2009年4月,村裡原來養豬用的8畝土地,被五組一吳姓村民拿來建房子。關於這塊地的歸屬,三方一直爭執不下,六組認為一直是本組的集體土地,只是借給村裡養豬;村委則聲稱在這塊地一直是村集體土地,現在給五組村民吳家建房;吳家則聲明是村委欠債用這塊地抵債。
  吳家挖地基開工那天,兩組人各執一辭互罵,一邊是吳家請的建築工人,一邊是清一色的“娘子軍”。
  娘子軍自知真打起來不是對手,“得找個人帶咱們告狀去”。這個帶頭告狀的人選很快鎖定在張海新身上,大家覺得她年輕、有文化、敢反抗,還住在城裡面。
  張海新果然點頭同意。告狀第一天,張海新找來兩輛卡車,載上幾十名村婦,聲勢浩蕩地去了鄉政府。對方回覆,“給解決,回去等吧”。
  但解決沒有等到。村民們再去告狀,就被拒之門外了。最初張羅告狀的人漸漸泄了氣,張海新卻沒放棄:“去鄧州!去南陽,鄭州!不行就去北京!”
  “漂亮極了,像是毛主席像章”
  18歲的吳甜覺得,自從母親“被拉上這條船”,家裡就全變了。
  初到鄧州時,張海新帶著三個孩子住在鄧州市政府旁邊一條衚衕里,屋子雖然簡陋,但還算整齊。張海新在衚衕口支攤賣水果,生意還不賴。
  就在張海新準備再開個乾果鋪子時,村裡人來求助了,剛剛做好乾果鋪招牌,從沒掛起來過,就被擱在了牆邊。
  自那以後,張海新就“變了一個人”:不再收拾屋子,不做家務,甚至連最拿手的飯菜都做得沒了味。這間原本還算整潔的小屋,如今四處狼藉,隱隱散髮著臭味。
  張海新似乎找到了某種使命感。她成了蔣莊村的大家長,不僅是養豬場的土地糾紛,村民們找她的任何事,她都有求必應。在外打工的村民被拖欠工資,她幫忙寫材料;村裡的孩子上學請她收留看管,她也一口答應,這間簡陋的小屋裡,最多一次擠了8個人——對維權事業的關心最終戰勝了對兒女的關心。本來是為了讓吳甜在城裡上學才舉家搬到市區,如今,為了照顧8歲的弟弟,吳甜不得不輟學了。
  有幾次,張海新跟女兒抱怨,幫忙寫過材料或者照顧孩子的村民,竟然在街上碰到她也不打招呼。“太沒人情味了,以後不幫了。”張海新生氣地說。可是,話說過了,氣也就消了。
  張海新買來《公共基礎知識》,從頭學習“如何上訪”。從2009年4月到2012年10月,3年裡,張海新帶著蔣莊村六組的村民反反覆復去南陽、鄭州甚至北京上訪,不只如此,差旅、食宿,全都是張海新負擔,村民們漸漸退出後,上訪就成了張海新一個人的事。張海新用光了丈夫打工的錢,還欠了十幾萬元的饑荒(欠債)。
  吳甜說不清楚,這究竟是熱心,還是逞強。但張海新的鞠躬盡瘁,換來了村民們的無限信任。“她特別無私,不可能騙我們。她是我們村的英雄!”村婦們說。
  三年多上訪維權,張海新每周至少有3天在外奔波,餘下的日子就窩在家裡看書、寫材料。但養豬場的事情始終毫無進展。
  張海新也並非毫無成果。那8畝地始終沒有開工建房,村民們將此看作張海新的功勞。張海新也叮囑村民,“不要跟他們硬碰硬,如果他們開工,立即告訴我,我去告狀!”此外,原村支書吳振德曾被“查賬”、被“給予黨內警告處分”,村民們認為也是張海新維權的勝利。
  但在吳甜看來,張海新投入如此多的時間、精力和金錢,換來這種分庭抗禮的局面,實在算不得成功。在女兒的眼裡,母親的維權事業實在看不到盡頭。
  直到有一天,張海新帶回來一個“章子”。
  2012年10月,張海新從北京回來,興奮地拿出一個章對兒女炫耀。“上面給了公章!”張海新笑得合不攏嘴,“這是上面對我的信任!”
  誰也沒有追問“上面”具體是指哪裡。他們對張海新拿回來那個金色的公章充滿敬畏——水杯口大小,金燦燦的,“漂亮極了,像是毛主席像章”。
  沒人註意到,章上面刻的內容有些令人費解:中華人民共和國蔣集體經濟組織。村民們只顧著高興:“有了個這個章,我們就能合法地使用土地了。”1  “我都不知道那些人為什麼相信她”
  張海新的代理律師高承才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,張海新自述:在北京維權時,被國土資源部的工作人員告知,如想拿到土地確權,需當地村、鄉、縣的各級政府蓋章審批。張海新說,政府蓋章審批拿不到,但組裡人都推選她做村組長。不知是應付還是調侃,對方說:既然推選你做組長了,你怎麼不刻個章?
  張海新聽後,認為自己當村組長就此得到了“領導”認可,出了國土資源部信訪辦的大門,就在北京監察部門口的地攤上刻了個章。她絲毫沒覺得任何不妥,這個刻章的也是在北京部委門口呢。
  刻章人疏漏了一個“莊”字,這個章於是變成了不倫不類的“中華人民共和國蔣集體經濟組織”。但這絲毫沒影響它的功效。
  張海新帶著這個金色大章回到蔣莊村,告訴當年委托她幫忙維權的鄉親們:要按這個章所賦予的權力,成立由五人組成的集體經濟組織委員會,之後“遞上去給組織審批”,以後村裡土地的事兒,就由這五個人一起商量解決。
  村民們興奮極了:“咱的地能回來了。”
  五個委員很快被七八個經常聚在一起維權的農婦選出來了:張海新本人,識字又能說的劉金蘭,一個高中文憑的年輕村民,德高望重的老組長,以及張海新的大兒子吳洋——因為在張海新身邊,能幫上很多忙,比如“用電腦打字的時候,能給些指導”。吳洋這樣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解釋村民們選他的原因。
  為了“方便工作”,張海新又照著政府各機構的設置,去刻了各級機關的紅色公章,包括一枚鄧州市人民政府印。
  蔣莊村六組200多個村民,都認可張海新組建的這個新的委員會。除了老支書吳振德。
  可他不承認也沒辦法。不用交接,新的委員會很快就開始了工作。第一項工作,就是由五名委員集體商議後,給占領養豬場土地建房的五組村民吳家慶家傳達了“停建通知”。
  《責令停止違法行為通知書》由張海新擬寫:××戶屬非法占用集體的耕地無證建築,你戶的行為違反了《農村土地承包法》的相關規定。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》的相關規定,現責令你戶立即停止上述違法行為,聽候處理。
  通知書下附:鄧州市人民政府印、文渠鄉人民政府印、鄧州市人民檢察院、張海新印以及刻有五人名字的集體印章。
  “停建通知”很快又發給了其他有違章建築的村民。有人收到通知後,拎著水果去張海新家解釋:不蓋房娶不了新媳婦啊。張海新溫柔又堅決:娶媳婦也不能建違章建築。再等等,我給大家辦合法的建築證。水果拿回去!
  村裡人開始按照張海新的指示,挨家挨戶上交家庭信息,填寫《鄧州市村鎮規劃區居民建房申請表》,申請“辦證蓋房子”。
  張海新購置了辦公桌、辦公椅、傳真機,本來就不大的家裡,擠得滿滿噹噹。為了保留證據,她還專門買了台數碼相機,專拍看到的違章建築。各種書籍迅速擺滿了家裡的各個角落:《戶口、人口與計劃生育》《一本書讀懂土地法》《最新土地法律政策》,甚至還有《領導不可不讀的精彩演講》……
  就在鄧州市政府一牆之隔的小衚衕里,張海新一個人的“政府”似乎正越來越完善,而張海新本人,也越來越像“公僕”。
  每天早上7點送小兒子上學後,張海新便一直整理材料、看書,或是去政府部門上訪,直到晚飯後才稍微靠在床上眯一會兒,半夜十二點再起來繼續“工作”。她因此得了頸椎病,需要吃藥,還常找中醫按摩。
  一次,張海新在推拿時聽按摩師閑聊,說某個村民家有冤案,她一下子來了精神:“誰家?告訴我。我幫忙解決。”
  陪在一旁的吳甜連氣帶攔,“你可別再攬事兒了。”吳甜覺得,張海新一天從早忙到晚,最後也沒辦成什麼事兒,但是就是有人不斷來找她。“我都不知道那些人為什麼相信她。”
  “為什麼不信”
  “張海新有章能辦事”。
  她在附近維權圈子裡出了名。還被添油加醋了諸多杜撰成分:張海新打贏過官司;張海新以前是教師,現在是中央派下來的領導。
  無從得知張海新本人是否對這些傳聞闢過謠。總之,她成了名人。人們也願意相信她。
  38歲的小學畢業生王良雙就是追隨者之一。他是高集鄉李崗村村民,在土地糾紛維權過程中成了村維權代表,偶然聽說“鄧州縣城有個人能辦事”,四處打聽,找到了張海新。
  另一個是汲灘鎮廖寨村村民馬香蘭。廖寨村村民描述的馬香蘭瘦瘦高高,看起來弱不禁風,但為人處事和張海新有些類似,“剛正”“敢反抗”。
  2012年2月,廖寨村啟動鎮中村改造的“廖寨明盛社區”項目,許多農戶房子被強拆,甚至有人在討要說法無果後,喝農藥自殺。村民們自發維權,推選了“敢舉著藥瓶子跟開發商對抗”的馬香蘭為代表。
  村民最初在當地反覆告狀,毫無進展。突然有一天,馬香蘭領來了張海新,說她“在上面有人”,之後便組織起8個村民代表,去北京告狀。
  廖春洲也是廖寨村維權代表。他記得第一次見張海新2013年初,張海新穿了一件黑呢子大衣,“一看就是農民,完全不像領導”。廖春洲自我安慰,“也許高級幹部都朴素”。
  但張海新一說話,廖春洲的顧慮全打消了,“柔和,就是領導語氣”。張海新只簡單說了一句,“既然到了北京,咱就要把賠償拿到手。”廖春洲覺得如沐春風。
  廖春洲忍不住問:“你們大領導不都有貼身保鏢什麼的嗎?”
  張海新笑而不語,旁邊有人搶話說:“秘密的,這都是上面不願意公開的關係,就像是電視里演的中情局!”
  廖春洲追問:“那你的領導是誰啊?”張海新簡短地回答:“領導?我就是啊!”
  那次北京上訪並不順利。眼看就要過年了,村民耗不下去了,無功而返。
  可又過了幾個月,馬香蘭帶話回廖寨村,張海新要給大家辦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》,“有了這個證,咱們的房子就合法了,開發商的賠償就要按照法律程序走,不然的話,他們想給多少就給多少,不會跟我們談判的。”
  村民們似懂非懂,不知該不該辦。但他們最終被打動了:“就收5塊錢工本費,證辦下來才收!”
  “為什麼不信!”廖寨村村民至今仍覺得馬香蘭和張海新不會騙人,“他們站在老百姓這一頭,不收錢就給老百姓辦事,他們也沒騙我們什麼啊!”
  在為維權奔走多年的農民眼裡,許多事情都是“張海新是上面派來的人”的佐證:張海新輸入自己的身份證號碼,可以進入中紀委的內部舉報郵箱;每次張海新幫忙遞交舉報材料,檢察院都客氣地接收;當然,還有那個“金燦燦”的大印章。
  很快,廖寨村和李崗村如法炮製,在當地“選舉”出五個人的“集體經濟組織”。張海新任命馬香蘭為汲灘鎮“負責人”,王良雙為高集鄉“負責人”,她本人則為鄧州市兼任文渠鄉“負責人”。所有這些集體經濟組織的唯一工作,就是幫助各村進行土地維權。
  因為給廖寨村改造項目的開發商下達“停建通知”,馬香蘭被開發商舉報。警察帶走馬香蘭三天后,張海新和王良雙正在家裡商量如何營救馬香蘭,警察就沖了進來。被帶走的,還有整屋子的材料,“整整裝滿了兩個麵包車的後備箱。”吳甜說。
  三個村“負責人”各自領導的維權進程因此停滯了。房子被扒,土地上蓋上新房,村民們只敢偷偷在一旁觀望。不過,導致這起荒唐事的養豬場土地,倒是一直未再開工建設。
  聽說張海新被抓捕,村民們堅持認為:海新是幫共產黨維權啊,根本不是和政府作對,只要把情況跟“上面”彙報清楚,很快就會被放出來。
  但是,怎麼讓“上面”知道這些情況呢?
  “去北京!”64歲的劉金蘭說。商量解救張海新的人中,她最有主見,文化水平最高——小學畢業。“只有‘上面’的人能解決。”她堅持。
  “上面”究竟是哪裡?眾說紛紜:中紀委、鄧小平、胡錦濤、國土部、檢察院、法院、聯合國……
  這個提議最終卻沒有獲得擁護,因為在座的人“不認識路”,“七八十歲了”,“有冠心病”,“誰都沒有個手機”……大家開始念叨“海新在就好了”“海新一定很快就能出來”。
  晌午到了,人群便在大雨中散了。 ★  (原標題:村婦成立“山寨人民政府” 自己刻公章幫上訪者辦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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